对于可诉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，可考虑将规章和国务院部门、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，全部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，以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。
在我国集资诈骗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，是因为我国实行了十分严格的金融市场垄断经营制度，只有获得金融监管机构颁发的许可证，才能从事相关金融业务。如果将案件所涉及到的所有信息公之于众，或许更能起到市场教育的作用。
正因为他们贪婪，才导致出现这样的悲剧事件。正因为如此，人们才愿意把自己筹集到的资金交给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，任由她在市场上翻云覆雨。反之，则必须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。希望司法机关不要成为刽子手，为了查明事实真相，应当留下活口。按照我国的刑事诉讼法，当事人只能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。
处分这样一个小姑娘，或许是为了惊醒那些执迷不悟者。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来看，如果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具有特定的关系，那么，当事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。原始积累的弊病在于周期太长，而银行借贷需要抵押品，这往往是绝大多数的创业者无法提供的。
于是，民间金融就成了绝大多数创业者的第一桶金。据说吴英集资案中的不少债权人是当地权势人物，并且在这个案件立案之后法院未作判决之前，吴英的本色集团的资产就遭到了非法处理。民间借贷的利息之所以要高于银行利润，其理由也不复杂，因为物以稀为贵----在正规金融不能够提供资金的地方，钱就更加值钱;同时，民间借贷往往没有抵押，一旦借款成为坏账，那就意味着借款人颗粒无收，所以，更高的利息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风险。一旦吴英留下，那么可能会引起当地政坛的地震。
进入专题： 吴英案 。但是是不是因为有损失就该关闭民间金融?在我看来并不一定。
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"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、抗诉案件，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审结，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。但即便是传闻，也表明该案件的审判需要慎重——事实上，这个案件的二审确实慎重：一审结果于2009年12月18日作出，但是二审判决直到2012年1月18日作出。一个好的非法集资的惩罚，可以有两个选择：要么是宽金融准入，重刑罚;或者是提高金融准入，轻刑罚。"公众之所以要质疑这个判决?据说，吴英案可能涉及到浙江不少地区的官场黑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
因为没有资产作抵押，一旦此笔借款无法收回，那就意味着很多人会因此而导致损失。谁都未曾想到，吴英集资诈骗案二审结果会在1月18日宣布宣判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浙江高院驳回了被告人吴英上诉，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并报最高院复核。结果一出，媒体哗然，公众的反应几乎是一边倒——微博上到处表现出对这个判决的质疑。有人说吴英之所以被判死刑，是因为其知道了太多的消息，有媒体报道，在公开宣判时，有法官说"吴英检举揭发他人，经查均系其为了获得非法利益而向他人行贿，依法不构成重大立功。
当然，所有的这些在未得到证实之前，都只是传闻而已，甚至还带有浓厚的阴谋论的色彩。吴英就是这种制度下的悲剧产物。
但现在的法律却是选择了最坏的结果，即高准入、重刑罚，在这样的结果下，民间能够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概率越来越低，铤而走险，只能提高借款利率，但是这样的结果却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人违法甚至犯罪。那些将资金投入民间借贷市场的主体，应该想到今后会有这样的结果吧?刑法中之所以要对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进行定罪量刑，就其本意而言，是为了保护国家和私人的财产。
在这个悲剧背后，我们看到了正规金融对民营经济的挤压，法律对民营经济的无奈。被公众所知悉的温州模式的资金来源，就是来自民间借贷----在俗语中往往被称之为高利贷。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，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，可以再延长一个月，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、抗诉案件，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。第一桶金从哪里来？在当下中国，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，第一桶金最大的渠道主要是两个方面：原始积累和银行借贷。因为任何行为都会有风险，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风险，各个利益主体对风险作出判断，然后享受不同的收益中国刑事法律规范的弹性之大，令人瞠目结舌。
这是一个关于投机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关于谋杀的案件。记得当初在浙江杭州讲课的时候，同学们曾经和我讨论过这个案子，我认为当地法院要想彻底摆脱纠纷，只能要这个女孩子的命。
在我国集资诈骗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，是因为我国实行了十分严格的金融市场垄断经营制度，只有获得金融监管机构颁发的许可证，才能从事相关金融业务。如果将案件所涉及到的所有信息公之于众，或许更能起到市场教育的作用。
正因为他们贪婪，才导致出现这样的悲剧事件。正因为如此，人们才愿意把自己筹集到的资金交给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，任由她在市场上翻云覆雨。
反之，则必须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。希望司法机关不要成为刽子手，为了查明事实真相，应当留下活口。按照我国的刑事诉讼法，当事人只能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。处分这样一个小姑娘，或许是为了惊醒那些执迷不悟者。
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来看，如果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具有特定的关系，那么，当事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。假如司法机关不介入处理此案，而是由政府通过大众媒体公布有关信息，提醒人们注意金融活动中蕴含的风险，那么，虽然会导致一些人倾家荡产，但却可以用残酷的事实，教育那些过于相信个人能力的投资者。
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之后，中国的刑法学家们在立法机关授意之下，迅速地在中国的经济行政法规中寻找有关立法的依据，制定所谓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规范。然而，这项判决或许会产生相反的作用——那些胆大妄为者，可能会更加迅速地寻找退路，逃脱中国法律的制裁。
在复杂的集资诈骗案件中，监管部门的责任荡然无存，推波助澜者毫发无损，仿佛吴英置身于无人之境。回顾整个案情，给人这样一种印象，中国的刑事法律制度正在引导着司法机关一步一步合法的杀人。
事实上，那些手脚利索的人，早已经携款潜逃。不特定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，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将不特定的人变为特定的人，司法机关想要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，完全可以将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变成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。按照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，每个人都是理性人，因此，所有投资者在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时候，不可能不了解其中所蕴含的风险。金融监管机构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者的需要，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，这就导致我国的地下金融活动异常盛行。
在这一案件中，吴英只是与少数特定的人发生债务往来，因而不属于我国刑法上所规定的集资诈骗犯罪。中国的司法机关将这样一个老实得近乎愚蠢的小女孩子判处死刑，情何以堪？不要在中国的刑法文件中寻章摘句，中国的刑法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刑法之一。
浙江东阳有个女孩子叫吴英，因为涉嫌非法集资，而被判处死刑。反过来，如果司法机关想要免除某些当事人的刑事责任，那么，可以随时将不特定的人变成特定的人。
即使判处吴英死刑，也未必能解开复杂的经济关系。进入专题： 吴英案 。